• 破解中國經濟變遷密碼
  • 資訊類型:熱點關注  /  更新時間:2019-06-23  /  浏覽:164 次  /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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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目前的中國城市格局中,除去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外,還有諸多新勢力在崛起。

  根據第一財經·新一線城市研究所日前發布的《2019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》,有15座新一線城市位列榜單前十五名,分別爲:成都、杭州、重慶、武漢、西安、蘇州、天津、南京、長沙、鄭州、東莞、青島、沈陽、甯波和昆明。

  其實,在城市發展曆史上,也有過十大城市的格局變遷。在改革開放前,我國十大城市的版圖上,尚處于北方城市占據半壁江山的時代。

  彼時的十大城市是: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廣州、南京、武漢、重慶、西安、沈陽、哈爾濱(或青島)。

  時間更叠,綜合上述城市研究,第一財經記者從多個維度分析後發現,目前中國新的十大城市,包含了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四大一線城市,以及天津、武漢、重慶、成都、南京、杭州這六個新一線城市。

  由此可見,十大城市名單隨著經濟發展而有所變化。這些年來,北方有個別成員被踢出列,南方有新的成員加入,演變成如今南方城市數量遠超北方的格局。在變與不變之間,除了明顯的經濟實力變化,城市的行政等級、人口規模、三産占比、輻射能力、公共資源這些關鍵因素,對城市發展至關重要。

  十大城市的變遷

  中國十大城市的雛形,最早要從計劃經濟時代說起。改革開放前,從綜合實力角度看,當時的十大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廣州、南京、武漢、重慶、西安、沈陽、哈爾濱(或青島),東北、華北等地的大城市實力強勁。

  衡量一座城市的大小,需要綜合考量多個因素。經濟實力是重要的基礎,GDP總量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,不過光這個指標還不夠,還需要考量中心城區人口規模、教育資源、交通等多個方面,也就是綜合實力。

 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,中國通過長途電話的“多級彙接制”,從通信管控的“區號位數”,確立了中國的十大區域中心城市,即: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廣州、武漢、南京、成都、西安、重慶和沈陽。

  由于區域定位,這十座城市彼時也是高等教育、醫療等公共資源最爲雄厚的地方。不過,除了這十個城市,哈爾濱和青島這兩個北方城市的實力也很強,盡管不是大區中心城市,但它們當時的綜合實力,也足以比肩十大中心城市。

  曆史車軸向前轉,改革開放的到來,成爲了南北經濟格局變化的分水嶺。這之後,南方城市迅速崛起,尤其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,南方城市的城區規模、城市發展水平已經明顯超過了北方。

  東南沿海省份如江蘇、浙江、廣東、福建等地,得益于外向型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,一大批城市如深圳、蘇州、杭州、甯波、無錫、廈門等崛起,成爲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重要力量。相應的,西安、沈陽、哈爾濱等北方城市,不僅退出了十大城市行列,而且實力排名不斷下滑,中西部的武漢、成都等這些傳統大城市的位次也在下滑。

  現階段的十大城市,從地理分布看,南方占據了8個,北方2個;從區域上看,長江經濟帶集中了6個,上中下遊都有分布,珠江流域2個,由此可見大江大河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。

  從行政級別來看,這10個城市包括了四大直轄市,6個副省級城市。行政級別越高,也就意味著整合資源的能力越強。

  不過,現在的十大城市中仍有8個是傳統的大區中心城市,教育、醫療等公共資源基礎最好。這也說明,新的大城市格局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布局。

  這也就比較合理地解釋了,爲何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的城市發展迅速,但目前能夠進入十大城市之列的卻只有深圳和杭州。因爲從綜合實力來看,武漢、成都等城市雖然經濟總量位次下滑,但由于底子厚實,綜合實力仍不容小觑。

 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,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貿明星城市發展快速,不過現在到了改革開放第四個十年,這些外向型城市的經濟增速逐漸放緩,相比之下,省會城市的優勢逐漸凸顯。

 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,在沿海城市産業轉型、結構調整而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,成都和武漢逆勢而上加快發展,經濟總量重返前十,穩居第8、9位。

 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分析,進入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,像成都、武漢、重慶這些高教資源豐富的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城市,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之下,正發揮出原有的優勢,逐漸回歸到原有的位置。

  也就是說,武漢和成都等城市作爲大區中心城市,在GDP排行榜上的表現,是回到了原來應有的位置。相比之下,深圳和杭州的崛起,代表了南方沿海城市在改革開放後的崛起。

  以杭州爲例,在改革開放之初,杭州的中心城區人口規模不到百萬,改革開放後,杭州作爲民營經濟大省的省會迅速崛起,在近年來信息經濟的帶動下,這座“1.5線”城市已逐漸邁向一線城市行列。在多個代表一線城市競爭力的指標領域,杭州已經與一線城市並駕齊驅。

圖片來源:攝圖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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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城區人口規模等因素很重要

  就經濟實力來講,城市的GDP總量是一個重要指標,但不是唯一指標。例如,2018年GDP前十的城市中,位居第七位的蘇州,無論是經濟總量、財政收入還是上市公司數量都無可爭議,但若將中心城區人口規模、教育等因素囊括進來,蘇州就還不夠資格進入新十大城市的行列。

  其中,中心城區人口規模,是衡量一座城市集聚和輻射周邊地區能力的重要參考。

  從市域總人口來看,新十大城市中,除了杭州和南京外,其他城市總人口都超過了千萬;從中心城區人口規模來看,十座城市都超過了600萬人大關,也是我國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最大的10個城市。

  這其中,四大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的中心城區人口規模都超過了1000萬人,是我國目前的四個超大城市。武漢、重慶和天津城區人口規模都超過了800萬人,是超大城市的後備軍。

  三産占比也是衡量一座城市中心性的重要指標。

  從三産占比來看,新十大城市中,除了重慶、武漢和成都,其他7座城市的三産占比均超過了55%,其中北京超過80%,廣州、上海、杭州和南京都超過了60%。

  大城市往往對外來人才有較大的吸引力、對周邊地區有較強的輻射能力,比如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吸引的是全國的人才,具有輻射全國的能力;武漢則輻射整個華中地區,成都和重慶是西部的經濟中心。

  此外,大城市的中心性還體現在交通、教育、醫療等基礎性公共資源方面。尤其是在交通方面,大城市的樞紐性作用和門戶型功能尤爲明顯。

  新十大城市中,有8個城市的航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國前十。新十大城市的城市軌道交通也是最完善的,除了杭州,其他城市的軌交裏程都位居全國前十。

  當然,在基礎性公共資源方面,深圳和杭州存在明顯短板。深圳作爲一座新興城市,教育、醫療的薄弱是其最大短板,所以現在深圳也在大力吸引名校設立深圳校區。

  杭州的短板也很明顯。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認爲,雖然這幾年杭州在新經濟形態上呈現出很多亮點,但很多基礎性的資源和設施方面,質量、數量仍然不夠,本身的城市規模比較小,中心城區的資源集聚力度仍有不足。近年來,杭州正在慢慢改善補足這些短板。例如在軌交方面,杭州提出到2022年將形成總長度達516公裏的軌道交通,實現十城區全覆蓋,相當于是現在裏程的四倍左右。

  十城之外另有後備軍崛起

 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認爲,從經濟發展階段看,一開始龍頭城市不會太多,就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,但未來可能有8個、10個乃至十幾個。武漢等國家中心城市都會發展成爲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人的超大城市,這相當于在一線城市之外,有更多的超大城市來引領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。

 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,在新十大城市之後,還有6座城市具備了挑戰、沖刺十大城市格局的實力。這裏面,又以西安、鄭州和蘇州最具競爭力和潛力。

  其中,西安是國家中心城市、西北大區的中心城市和大西北地區、關中平原城市群的龍頭,同時也是我國高教實力前五強的城市,集中了西安交大等一大批名校,這是西安最大的潛力所在。

  在改革開放後,深處西北內陸的西安曾經落寞過一段時間,但近幾年,西安奮起直追,成爲網紅城市,高教實力在逐漸發揮出來。當然西安的短板也十分明顯,西安經濟總量和中心城區人口規模都不大,高教實力如何轉化爲經濟實力尚待努力。

  鄭州也是國家中心城市,是中原城市群的龍頭。作爲戶籍人口第一大省的省會,河南的城鎮化率還比較低,但這恰恰也是鄭州最大的潛力所在。以目前的態勢看,未來鄭州城市規模趕超武漢、南京等城市可能性不小。不過鄭州的短板同樣十分明顯,鄭州乃至整個河南高教基礎十分薄弱,導致其高新技術産業、新興産業發展十分滯後,也影響了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。

 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,2018年,鄭州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爲1329家,僅是武漢的37.6%,也遠不如長沙和合肥,在“中部四虎”中墊底。此外,在民營經濟、上市公司數量等方面,鄭州也與武漢、長沙有較大差距。這也是鄭州亟待補足的短板。

  蘇州作爲我國經濟總量最大的地級市,其GDP總量高居全國第七,地方財政收入、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均名列前茅。但蘇州的短板在于作爲普通地級市,蘇州與直轄市、省會城市相比,高教、交通等基礎性資源的短板十分突出。比如在交通方面,蘇州尚缺乏一個樞紐型機場。此外,雖然蘇州的經濟總量大,但其中大部分來自轄下的縣級市,再加上中心城區人口規模不夠大,僅三百多萬人左右,輻射周邊地區能力相對不足。

  除了這三個城市之外,沈陽作爲東北大區的中心城市,也十分有希望進入到國家中心城市行列。但沈陽最大的不足在于經濟總量較小,營商環境亟待改善,新興産業發展相對滯後,經濟活力有待增強。

  不過,不管是新十大城市還是四大後備軍,有更多的中心城市、龍頭城市帶動,將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升級。

  彭澎認爲,未來,武漢、成都等新一線城市將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,它們的發展空間甚至大過一線城市。這些城市發展起來後,一方面可有效減輕一線城市的壓力,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區域龍頭帶動作用,帶動更多中小城市、區域經濟的發展,有利于縮小區域差距,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更加均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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